秘密通訊自由

憲法第 12 條：

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。

一、意義

保障人民的隱私權與人格。

二、範圍

無論通訊內容是否合法，均應保障。

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第2項，將其所保障的通訊限制於「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」，排除非法內容（例如販毒、性交易）的保障。李惠宗教授認為，不應就非法內容，限縮至秘密通訊自由的保護領域之外，而應承認其受保障，再依相關規定限制（例如監聽）之。

三、主體

基本權利的主體主要是寄件人（發送訊息者），當然也包含法人。

郵件寄送者，包含私人郵遞公司均屬基本權主體，此點在郵電民營化的今日，益發顯得重要。（可主張秘密通訊，防禦國家的侵害要求）

秘密通訊自由主體，不限於有行為能力人。未成年學生的書信、手機訊息，其父母、教師或學校，也只能在行使親權及在教育必要範圍內檢閱，且應注重手段和緩，不可損及其人性尊嚴。

四、拘束的對象

傳統上，郵政屬於國營獨佔，故秘密通訊自由屬於傳統的古典人權，有濃厚的防禦權色彩。

郵電民營化後，德國學說認為可視為基本權的「國庫效力」，國家的私經濟行為亦受到拘束。至於民營的電話或郵務公司，基於基本權的「第三人效力」，亦受到拘束。

五、限制

基於普遍預防犯罪，「預防性監聽」不特定人的通訊，並非憲法所許。

就有偵查必要的個案，可以依《通保法》實施監聽。在2013年九月政爭之後，《通保法》做了相當大的修改，如果是非法監聽取得的證據，依據新法的毒樹果實條款，便不具備證據能力。

六、刑事偵查上的監聽：釋字第631號［監聽須法官保留］

　　憲法第12條規定：「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。」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、對象、時間、方式及內容等事項，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。

　　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，除應有法律依據外，限制之要件應具體、明確，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，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、正當，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。

　　中華民國88年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規定「前項通訊監察書，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核發」，未要求通訊監察書原則上應由客觀、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核發，而使職司犯罪偵查之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，同時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，難謂為合理、正當之程序規範，而與憲法第12條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不符…。

釋字第631號解釋要求通訊監察必須由獨立、客觀的法院准許，避免在刑事訴訟上，當事人與檢察官武器不對等。

七、受刑人的通訊自由與表現自由：釋字第756號［邱和順回憶錄案］

本案理由書謂：（後方數字為段碼）

　　系爭規定一…所稱「檢閱」，包括檢查及閱讀，係對受刑人及其收發書信相對人秘密通訊自由之限制。其中檢查旨在使監獄長官知悉書信（含包裹）之內容物，以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，並不當然影響通訊內容之秘密性，其目的尚屬正當。如其所採取之檢查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，具有合理關聯（例如開拆後檢查內容物之外觀或以儀器檢查），即未逾越憲法第23條之必要程度，與憲法第12條保障之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尚無違背。[6]

　　至系爭規定一許監獄長官閱讀受刑人發受書信部分，涉及通訊內容之秘密性，屬憲法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核心內涵。倘係為達成監獄行刑之目的，其規範目的固屬正當。然其未區分書信種類（例如是否為受刑人與相關公務機關或委任律師間往還之書信），亦未斟酌個案情形（例如受刑人於監所執行期間之表現），一概認為有妨害監獄行刑之目的，而許監獄長官閱讀書信之內容，顯已對受刑人及其收發書信之相對人之秘密通訊自由，造成過度之限制。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不符，有違憲法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。[7]

本案解釋文還提到：

　　至其中刪除書信內容部分，應以維護監獄紀律所必要者為限，並應保留書信全文影本，俟受刑人出獄時發還之，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保障秘密通訊及表現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。[1]

可見，大法官肯認受刑人通訊自由，在「維護監獄紀律」的公益目的下，可以受到限制。但是：應該區分書信的內容（類型化），不可以一概准許監獄長官閱讀信件，以符合比例原則。

參考文獻

• 許育典（2020）。《憲法》。臺北市：元照。
• 李惠宗（2022）。《憲法要義》。臺北市：元照。